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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什么是馆阁与馆阁体
馆阁之称起于五代，梁当初迁都汴，开始设昭文、集贤、史馆，称之“三馆”。后宋太宗在国体的治理中，合“三馆”为院，赐名崇文院，内乃分为三馆，藏书万余卷。另设秘阁，后三馆与秘阁合二为一，史称“馆阁”。
馆阁体流行于明、清馆阁及科举考试的书体。在明、清时期，科举招募倍受重视，应试者要按规定的文本格律答题，字体统一为楷书。入仕为官以后，为了书写奏折，公文等文书，小楷仍是首选。对读书人来说，小楷是当时不可或缺的技能，特别是清代对科举殿试和官场中的书法用字极为苛刻，不仅要求字迹清晰规范，不能有涂改勾划，也不能用异体字形，如果违反这个规定，应试将被取消资格，若是官员将会受到处理。在这种高压气氛下，清代逐渐形成了规范统一的格律，这种文体主要是为官场或皇帝服务的，所以被称为“馆阁体”又称“干禄体”。
明代时又称“台阁体”。所谓“台阁”，本指尚书，引申为官府之代称，清代周星莲在《临池管见》中说：“自帖括之习成，字法送别为一体，土龙木偶，毫无意趣，”这是周星莲对台阁体的定义和褒贬。以上可以看出“馆阁体”与“台阁体”二者质同名异，均为标准的官体。
二、 馆阁体的沿革与形成
中国自五代以后，木板印刷品逐渐流行，过去帮人抄书的庸书人，抄经文的经生面临生意危机，被迫转入木刻。五代时有个叫李鹗的经生，写着一手标准楷书，因生境清谈，转行木刻。据《金碌》中记载，当时木刻的儒家有九种经典经文（尚称九经），就是李鹗的手笔。唐代的木刻主要是欧、褚、颜、柳四家的标体，字体规范，标准美观。在当时影响很大。宋朝的木刻在沿用唐代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创新。字体更驱规范化，印刷体主要分为二种。一种是由颜体演变来的“宋体”叫“旧宋体”,一种是由褚、欧两体演变来的“聚珍体”叫“仿宋体”。二体的形成和应用为馆阁体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馆阁体的诞生渊源于馆阁文化的发展。宋代最先叫响馆阁文化的是诗歌派。宋初五十年左右流行诗坛的“白体诗”，盛行于宫围馆阁或为君臣之间奉和，或为臣僚之间酬答咏吟，因为作品多为官员，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，平仄有序，对仗平稳，内容充实，词体华丽。史称馆阁诗。它的出现为馆阁体的诞生准备了姓名。
元朝自灭宋入中原以来，享国九十余年，元朝初对书法不重视，一心想用蒙文为国字，但统一全国后，统治的对象汉族占大多数，蒙文在汉族推不开，为了稳定国家，团结国民，当局仍沿用汉族的一切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。元代中叶英宗（名硕德八剌）、文宗（名图帖睦尔）二帝喜好汉字书法，尽管他们的书法没有什么成就，但对书法的发展影响不小。元代对书写要求比较宽泛，馆阁文化平稳发展，没有突破性建树。
明灭元以后，恢复了汉族的统治，鉴于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百姓的管控，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同时对上层官员、大臣考核极严。动辄给予“廷杖”。除严刑峻法外，明代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，推行了科举制度，给学者官员套上了精神枷锁，使之俯首帖耳，老老实实的效劳皇帝，明代在科举考试中，开启了“八股文”应试者的考卷，要求依照朱熹的注解，阐释儒家的“四书”的内涵，并按固定的模式录取，答者不能有一丝走样，答卷上的字也要按照皇帝的喜好，写的规规矩矩，不能有一点草率，这种要求就是馆阁体的要求，这种字体就叫馆阁体。
明代馆阁体精英首推浓度、浓桀兄弟，二兄弟主攻楷书受到了当时皇帝的赏识，得到了高官厚禄，因此，后来的文人、学士纷纷效法，楷书在当时红红火火。书法和“八股文”一样成为人生仕途的必备技能，是获取高官厚禄的必须工具。
清代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灭明，到一九一一年被辛亥革命推翻，二百六十八年，清代皇帝由满族世袭，统一全国后，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汉族，清皇室唯恐汉族起义反抗，对汉族严加防范，对汉族的文人学士屡兴“文字狱”，找种种借口对其镇压，这里有一案例很能说明问题。如雍正年间（清世宗年号）有一科场考试，主考官出了一道八股命题“维民所止”便被说成“维”字比“雍”字少了“亠”“止”字比“正” 字少了“一”是斩了雍正的头，存心反主，叛逆不道，被处以死刑，全家遭灭门之灾，在这种高压下，残酷统治中，一些文人学士皆噤若寒蝉，不敢随意吟诗撰文，更不敢进行学术交流。在考试中，都驯顺的作“八股文”，写“馆阁体”的字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因此清代书法“馆阁体”最为时髦，不仅皇帝如此，大臣如此，民间也深受其影响。
学者、学士、学生均以“馆阁体”为楷模，力争一丝一毫不走样。清代 书法“馆阁体”一直占统治地位。清代取仕为科举制，最高的考试是“殿试”，殿试及格者为“进士”，进士分三等，叫做一甲二甲三甲。一甲二甲的进士一般分到翰林院工作，入翰林院的人叫“翰林”，写不好馆阁体的人不能入“翰林院”。因此“馆阁体”又叫做“院体”，文人学士做了翰林才能高官厚禄，衣锦还乡。
所以，在清代“馆阁体”书法是学子升官发财的阶梯，写不好馆阁体的人永远为人下。清代的书法大家大多都是写“馆阁体”的能手。他的楷书、隶书规范、端正，写的行草也是以“二王”派的帖体为宗，柔媚少骨，俗气满纸。书法界千人一面，无有生气，无有创新，致使书法在清代迂回不前，未有创新发展。
以上“馆阁体”产生、形成、发展可以看出，“馆阁体”是历代皇帝为了稳定人心，稳定社会，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。“馆阁体”的形成，有它有利的一面，也有不利的一面，从古至今，众说纷纭，争论不休。
三 馆阁体的利与弊
凡事有利都有弊，馆阁体也不例外，他的形成、发展、应用对中国汉字书法亦有利弊。我认为有利的方面主要有两点：
一是规范了书法公文用字的标准。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书法是一种文化工具，当时人人都写，人人都用，不分官方民间，不分楷书草书，随心所欲，愿怎样写就怎样写，致使中国书法良莠不齐，鱼龙混杂，人们急需一种工整美观的书写标准，馆阁体应运而生，它从“楷法遒美”的书法大家中遴选精品，制成规范，全面推广，使文字书写、文字格式实现了标准化，欧阳中石先生谈到馆阁体的好处时说“配制均停，调和安协，修短合度，轻重中衡”。中石先生接着说：“从尚法这一类来看，定标准、定要求、教有序、学有法、把艺术的要求用比较严格，比较合理的办法规定下来，这是一种建树，而这种建树，对于打好书法基础，规范书写的法度和规则，以及对于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延续，又恰恰是有益的，所以对馆阁体不能轻率的否定。而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之”。
二是实现了由毛笔书写到印刷业得变革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汉字诞生以后，由刀刻到发明毛笔，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。毛笔被发现以后书写的对象范围广了，它可以写在竹、木、锦、纸、叶上等，改变了过去甲骨文只是能刻在甲骨上。毛笔的出现也为书体的创造提供了可能，随之出现了隶书、楷书、魏碑、行书、草书等。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的文人学士开始创作大篇的诗赋，由于这些文人学士忙于创作，对自己的文章无暇整理、抄写，于是众多的庸书人应允而生，这些人生活在基层，生活清贫，写着一手好字，多以抄书，抄经为生，是他们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，他们是民间艺术巧匠，他们首先在汉字中发现了美感，创造了汉字的审美型式，由于庸书人的发展，创造了大批的书法家，书法理论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书体不断的被淘汰又不断的被刷新，为刻版印刷业的诞生铺平了道路。
馆阁体的弊端我认为主要有两点：
一是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全面发展。在近代书法史上，对于馆阁体颇有微词，甚至被贬的得一无是处，罪莫大焉，俨然是阻碍和束缚书法艺术发展创新的罪魁祸首，对于这样的论述我不敢苟同，但明、清两代偏重馆阁体—楷书，确实对中国书法的发展造成伤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众所周知，明、清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强制实行馆阁文化，号召全民学习馆阁体，全民临写馆阁体，全民应用馆阁体，形成了举国一体，造成了书法领域一花独开百花杀的局面，剥夺了人们对其他书体的爱好，影响了中国优秀文化的全面传承，如果没有明、清两代的影响，中国书法的今天会更好。
二是影响特殊人才脱颖而出。在明、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中采用“以书取仕”的标准。在答题中“楷法遒美”是第一要求，考生如果馆阁体书写规范，便可由庶民走向仕途之路。此间，许多落魄潦倒的穷书生因达到“楷法遒美”的要求，一夜之间变成万人趋奉的人上人。正如康有为所言：“马医之子，苟能工书，虽目不通古今，可起徒步积资取尚，侍、耆老可人学士，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异闻者，今皆是也。苟不工书，虽孔、墨之才，曾、史之德，不能阶清显，况敢问卿相？是故得者若升天，失者若坠地，失坠之由，皆以楷法，荣辱之所关，岂不重哉！”（康有为《广艺舟双辑.干禄第二十六》），以上可以看出康有为对以书取仕的不满和忿恨，因为他是以书取仕的受害者之一。
康有为，字长素，号更生。别署西樵山人，生于咸丰八年，广东南湾人，他继承阮元，包世臣的理论，完成了他的《广艺舟双楫》（又名《书镜》），是晚清最为重要的书法理论专家，他的著作广征博引，资料翔实，体例严谨，论述宽泛，是一部宏伟博洽的著作，纵观中国书法历史，在理论上与之匹敌的少之又少。像康有为这样才高八斗文豪都未入翰林，可见明、清“以书取仕”的标准贻误了多少志士奇才啊！
以上是我对馆阁体的一点看法，请读者斧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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